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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轉基因大辯論實錄

      (莘莘深,Ent/編譯)2014年12月3日,辯論組織“智能平方”(Intelligence Squared)在紐約舉辦了一場辯論,主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支持轉基因食品。辯論開始前支持者32%,反對者30%,未決定者38%;結束后支持者60%,反對者31%,未決定者9%,按照規則,正方獲勝。

      這場辯論的簡單概括和評論請參見“終于有一場不大吵大鬧的轉基因辯論了”一文。

      參加辯論的四位發言人分別是:

      羅伯特·弗萊里(Robert Fraley),正方,2013年世界糧食獎得主,1999年獲得美國國家技術獎章,2008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產業應用獎。現任孟山都執行副總裁、首席技術官,擁有100余項論文和專利。

      艾莉森·范·埃寧納姆(Alison Van Eenennaam),正方,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基因組與生物技術研究員。她在戴維斯分校獲得遺傳學博士學位,致力于在牲畜繁育系統中應用動物基因組學和生物技術。她曾擔任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國家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并獲得2014年布勞格農業科技傳播獎。

      GMFoodIQ2USP.jpg左為弗萊里,右為埃寧納姆。圖片來源:intelligencesquaredus.org

      查爾斯·本布魯克(Charles Benbrook),反方,華盛頓州立大學可持續農業與自然資源中心教授,專注于開發基于科學的體系以評估農業系統對公共衛生、環境和經濟的影響。曾任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國家顧問委員會成員,參議院農業子委員會主任,有機中心首席科學家。

      瑪格麗特·梅隆(Margaret Mellon),反方,科學政策咨詢員,憂思科學家聯盟前成員。她關注抗生素、遺傳工程和可持續農業等領域,擁有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和法學學位。1993年她在憂思科學家聯盟創立了食品與環境項目,推動基于科學的農業體系。三次擔任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國家顧問委員會成員。

      GMFoodIQ2USQ.jpg左為本布魯克,右為梅隆。圖片來源:intelligencesquaredus.org

      以下是這次辯論的發言記錄。辯論分為開場陳述、自由辯論和總結陳詞三個環節,陳述部分經過簡單編輯,刪除了主持人的串場詞;自由辯論部分編輯較多。原視頻可以在“智能平方”的官方網站看到。

      第一部分:開場陳述

      弗萊里(正):今天我非常高興來到這里。這個話題對我而言很重要,它是我的畢生心血。我在美國中部的一個農場長大。我不認為自己是個書呆子,但我是那種堅信自己會成為科學家的孩子。在我取得博士學位之后,我很榮幸地來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工作,當時這里可以說是轉基因研究的中心。

      即使是在那時,有一點也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轉基因技術將會對醫療衛生有深遠的影響。一個小測試——你們中有多少人有糖尿病,需要服用胰島素?哦,很多人舉手了。實際上胰島素是第一個轉基因產品。現在,如你們所知,胰島素是一項常規治療,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感受一下這種轉變吧,今天全美最暢銷的6種藥物都是基于轉基因技術的。這是個巨大的進步。

      說一些跟食品更相關的內容,你們當中有多少人吃奶酪?第一個批準用于食品用途的轉基因產品是凝乳酶。凝乳酶是一種用于制造奶酪的酶。今天,90%的奶酪基于轉基因,并且采用了更加安全有效的技術。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參與了研發第一種轉基因植物。接著,我們又用了15年的時間進行更多研究,直到90年代中期才推出第一款商業產品。 這些產品被用來幫助農民抵御害蟲和雜草。為了抵御害蟲,我們采用的Bt蛋白與有機農場主使用多年的生物農藥中的有效成分完全一樣,然后我們將這種蛋白植入到植物中以保護植物免受害蟲的侵害。結果,殺蟲劑的用量大大減少了,而作物的實際產量增長了。同樣,那些除草劑耐受的植物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們使得農民可以用更加安全環保的化學制品來取代原先的使用的產品,而且對環境有更重大意義——農民不需要再犁地。省去了犁地這個步驟可以節省能源,減少碳排放,最關鍵的是減少土壤侵蝕。今天,在全球范圍內,有27個國家的1800萬農民在種植轉基因作物。這是在農業歷史上傳播最迅速的技術。這是因為轉基因帶來的好處非常真實,非常顯著。它可以減少殺蟲劑使用,增加產量,保護土壤,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如此等等。

      當然,今晚你會聽到關于這項技術的不同視角,但是我有一個簡單的邏輯測試。我在農場長大,我親眼看到我的父親在購買種子,購買工具等等東西上面是如何做決定的。我可以告訴你,如果沒有實際收益,沒有農民會選擇種轉基因農作物的。如果轉基因沒有真正的價值,他們根本就不可能種植轉基因作物長達20年。轉基因技術的影響是驚人的,很多公司和大學在研究轉基因技術應用。我的伙伴,艾莉森·埃寧納姆博士將會介紹很多這項技術研發中的應用。

      退一步說,作為一個科學家和一名父親,我認為這些產品的安全性絕對是我最關注的東西。我最引以為豪的地方在于,在轉基因技術進入市場后的超過20年中,沒有一項食品安全或者飼料安全事故是與這項技術相關的。在這里我要指出,關于轉基因的安全性,科學界達成了強有力的共識,正如科學界關于溫室氣體和氣候變化的共識一樣。我還要強調,這種安全性的根源在于,人類有史以來就一直在基因層面改變和選擇作物。無論是現代的玉米,西紅柿,或者桃子還是大豆,我們一直在改變它們的基因。但是通過生物工程,我們可以更加精確地改變基因,實現一次只改變一個基因,這點十分關鍵。這項技術高度規范,受美國政府機構的管制。并且我們向全世界40個國家出口轉基因作物,他們也都研究并批準了這些作物。艾莉森會介紹更多的安全研究。這些研究的底線是,轉基因食品是我們食品供應中研究最深入、最詳盡的,它們絕對安全。

      編者注:關于安全性,弗萊里原話如此,一般學界更嚴格的表述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至少和傳統食品相當”。

      作為一個將其視為畢生事業的科學家,我想總結以下幾點:

      首先,轉基因技術不是圣杯,但它們是重要的工具。如果使用恰當,可以為種植者帶來全新的產品,使消費者長期受益。

      第二,轉基因技術不是我們需要的唯一技術。我們需要繼續研究植物育種技術,繼續投入到新的研究領域,比如精確農業。我們同時也需要研究有機農業技術和其他工具。

      最后,我想說,轉基因技術是完美的嗎?當然不是。它們需要規范,它們需要被合理地應用,這點同任何其他技術都一樣。害蟲對轉基因作物的抗性會增強,這點對任何殺蟲劑都一樣。我們知道雜草會演化出對除草劑的抗性,無論是轉基因作物系統還是其他作物系統的除草劑都沒有區別。我承認這些是合理的顧慮,但是我相信科學可以對利用這些技術起到巨大的作用。

      我們處在面對人類最大挑戰的邊緣。全球人口在持續增長,2050年之前人口將突破95億。將會有20到30億人步入中產階級。對食物的需求將會在2050年翻倍。我們所做的決定,你們今天晚上的投票都十分重要。我們在未來的36年需要生產的糧食要比全世界歷史上生產的糧食加起來更多。這是個艱巨的挑戰,并且我們還面臨著氣候變化和水資源短缺。但是我希望用一句樂觀的話作為總結:我們能做到,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取得共識。

      梅隆(反):感謝大家,感謝弗萊里。他的很多觀點我想我們會在稍后的辯論中繼續討論。

      我只想專注于一個問題:要滿足90億人口對食物的需求而不至于毀滅地球,轉基因技術或者遺傳工程——我會把這兩個詞看做同義詞——是不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不是重要的? 不毀滅地球,意味著不會帶來墨西哥灣那樣的死水區,或者像伊利湖那樣在一年的有些時節里就是一鍋毒藻湯。這是艱巨的挑戰。

      我將會反駁弗萊里的觀點。但是我明白為什么很多人認為遺傳工程就是答案。我認為很多問題與這項技術起步時的狀態緊密相關。當年孟山都剛推出這些產品的時候,我就在關注。那時我在華盛頓做環境工作,圈里到處是這樣的觀點:新的分子技術將會把農業變成對環境友好的產業。當時我在國家野生動物聯盟,我記得孟山都的員工來我們這里說:“你們環保圈人士應該第一個支持這項技術,因為它可以減少殺蟲劑的使用。”我很想了解更多,所以我去了圣路易斯的孟山都公司參觀。他們說這項技術不但可以減少使用有毒化學品,并且可以生產出自己能給自己施肥的作物。它可以催生高產作物,讓饑荒變成過去時,并且這些作物還可以抗逆,抗寒冷、干旱和高溫。這些都非常有說服力,我被它的愿景深深打動了。但我的大疑問是,這樣一項全新的技術真的有效嗎?

      現在我們已經用了30年的時間和數十億美元弄清楚它是否有效。我認為毫無疑問的是,比起當初的愿景,這項技術非常令人失望。現在我們沒有可以給自己施肥的作物。只有一種基于遺傳工程的抗旱作物。除了抗蟲帶來的產量提高,沒有能夠單獨提高產量的轉基因技術。沒有可以對抗洪澇的作物。隨你挑選哪個領域,那些美好前景都沒有發生,唯一的例外是在雜草和害蟲管理上它非常成功。而那是因為這些技術在早期確實有效,當時的農民使用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和Bt作物,殺蟲劑的使用下降了。隨著成本的下降,即使農業規模擴大,管理作物也變得更加簡單,農民當時的確對這項技術十分滿意。

      但是,正如有農民所說,他們最近不那么滿意了。我們已經用掉了世界上最好的除草劑。草甘膦不再像從前那樣有效,出現了越來越多抗除草劑的雜草,而這些具有抗性的雜草造成使用更多的除草劑。這個問題我暫時不進行深入的討論,我的同事本布魯克博士將會有更多介紹。

      我想我們知道這些麻煩的原因。遺傳工程要遠比早期人們設想的更加困難。面對復雜特征的多基因問題尤為麻煩。這就是為什么提高作物的產量和抗逆性十分困難。但是這些抗蟲技術只通過轉移單個基因就可以實現,這些技術在我提到的兩個例子里面發揮了作用。然而,回到我之前的問題,經過了30年的時間,這項技術并沒有達成它當年面向公眾的全部允諾,而在它唯一達成的領域,它的好處也在逐漸消失,我們又在沿除草劑不斷增加的道路前進。

      我認為,面臨眼前的重大農業危機,這不是一項不可或缺的技術,甚至不算是一項重要技術。幸運的是,我們還有其他技術。它們要遠比轉基因更加強大,那就是傳統育種和農業生態學,稍后我們將會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但是在我們討論這些技術之前,我們需要明確的指出轉基因技術的局限性。我們并不是要禁止它,或者放棄研究它,但我們確實希望讓它離開舞臺中央。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平衡這場辯論。希望大家可以摘掉有色眼鏡,就從今晚對轉基因食品說“不”開始。?

      埃寧納姆(正):今晚的觀眾真多,而且不是我平常打交道的觀眾。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農民和牧民身上。今晚我很榮幸可以來到這里。我希望我們可以先在一個前提上達成共識,那就是未來我們需要為更多人提供更多的食物,同時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作為一名公共領域的科學家,我的專業興趣就在于如何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我而言,轉基因技術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這項技術通過將某個物種基因轉移到另一個物種來實現育種和作物生產。今晚,我將會討論轉基因作物驕人的安全性,它們是如何帶來證據確鑿的好處,以及為什么在某些情況下轉基因技術是唯一能帶來有用性狀——比如對抗氣候變化——的技術。我認為,轉基因技術的好處實在是太巨大了,所以今晚必須對它說“是”。

      轉基因技術通常被等同于孟山都或者農業公司巨頭,但實際上它只是一種育種工具,一種具有多種用途的工具。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采用了多種育種技術來選擇對疾病有抗性的牲畜,既包括傳統的方式,近年來也包括使用DNA標記來協助挑選對疾病有抗性的基因。作為一名遺傳學家,我可以預想,如果將轉基因技術與其他育種方法相結合——因為它們之間并不互斥——就可以加快我的基于公共資助的研究項目,因為我能用遺傳工程直接保護牲畜免受疾病。這樣可以減少動物疾病,減少抗生素的使用,我想我們都認同這樣做的價值。

      如弗萊里之前提到的那樣,大部分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能夠抗蟲、抗除草劑,并且被全球1800萬農民采用,更重要的是,這其中的1650萬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有男性也有女性,他們其中一些人所擁有的耕地面積不到今晚這個報告廳的大小。這樣廣泛應用意味著什么?作為一名科學家,我需要閱讀獨立的、經過同行審議的文獻,特別是文獻綜述或者薈萃分析——它們代表了大量獨立研究的總結。這就像是一名充分了解情況的裁判對比賽進行客觀評估。

      最近,德國的一組科學家發表了一篇針對147項獨立研究的綜合分析報告,評估轉基因作物的影響。他們發現,轉基因作物的意義不僅限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更是意義重大。轉基因技術使得殺蟲劑的使用量平均減少37%,農作物產量平均增加22%,農民收益平均提高68%。產量增高是因為更加有效的蟲害控制以及相應降低的作物損害。

      這些益處對于發展中國家中的小農戶最為可觀,有了轉基因作物,他們可以大量降低殺蟲劑的使用。這對于農民健康、環境以及益蟲等各方都有好處。現在,來自公共以及私立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正在利用這項育種技術帶來其他社會收益。來自夏威夷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的研究員研究出了抗病毒的木瓜,說這項產品拯救了整個夏威夷的木瓜行業也不為過。

      其他的應用包括抗旱玉米,抗病毒西葫蘆,還有針對消費者的屬性——比如不會變色的蘋果和低丙烯酰胺土豆,以及讓油料作物出產營養更好的油。這些應用都不需要使用任何化學農藥——農藥問題總是被人跟轉基因問題混為一談。大學里的研究者在致力于研究抗柑橘黃龍病的橙子,柑橘黃龍病已經對佛羅里達的橙業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就在我們身處的紐約,研究人員利用一種小麥基因來研制可以抵抗栗疫病的轉基因美洲栗樹。如果可以得到批準,這些樹種可以通過非盈利項目傳播,以恢復美國東部森林里的栗樹。植物疾病每年會造成全球15%的農業收成損失,考慮到氣候變化,這個數字還很有可能增長。

      全球有很多公眾資助的研究團體,致力于研發各種轉基因抗病植物,包括蘋果、香蕉、木薯、豇豆、茄子、葡萄、土豆、大米、紅薯和小麥,其中有些主糧是貧困地區人口的必備營養來源。這項技術還不僅僅局限于植物。紐約城市大學的研究人員同一個國際聯合組織合作研發抗非洲昏睡病的牲畜,這種疾病每年造成上千人以及300萬牲畜的死亡。并且這項研究獲得了蓋茨基金會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這些研究都旨在利用基因技術而不是化學技術來控制疾病,我認為這和農業生態學、可持續發展、喂飽更多人同時減少環境影響的目標相符合。

      全球還有幾十項應用在其他方面的轉基因技術和試驗研究——高氮效率、耐洪澇的水稻,抗旱小麥,還有木薯生物營養促進計劃(BioCassava Plus),這是一項公共和私立部門攜手發展的項目,利用轉基因技術提高木薯的營養價值、保質期和抗病性——木薯是世界部分地區的主要碳水化合物來源。提高木薯產量可以提高非洲家庭收入,幫助貧困農民——其中許多是女性——脫離貧困。我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但是倘若沒有科學界針對轉基因技術安全性廣泛的共識,以及對這種共識強有力的支持,這些研究都無法成為可能。

      2013年的一篇由意大利公共研究機構的科學家獨立完成的綜述文章總結了過去10年內發表的超過1700份關于轉基因作物安全性的科學報告,這篇綜述得到的結論是目前沒有任何科學研究發現了與轉基因作物直接相關的顯著危險。我自己的2014年的綜述文章里既檢查了眾多設計嚴密的動物喂養試驗,也檢查了過去十年里上千億頭采用轉基因飼料喂養肉用牲畜的健康趨勢,同樣沒有發現任何危害的可信證據。

      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是全世界最大,最富盛名的科研團體,該協會在2012年發表聲明,科學證據十分明確:現代生物技術和分子手段用于改良作物是安全的。世界衛生組織,美國醫學協會,美國國家科學院,英國皇家學會和全世界每一個主要監管機構也作出了相應的表態。考慮到它已經實現的好處,這項技術的潛力,以及確鑿的安全紀錄,我希望你們允許育種者采用這項寶貴的技術改良作物,并且在今晚投票支持轉基因技術。

      本布魯克(反):謝謝大家,謝謝智能平方再次邀請我。我想我們之所以在這里辯論是因為我們對我正在討論的某些事情并沒有完全達成一致。事實上,如果弗萊里和埃寧納姆所言都是對的,我早就跑到桌子那邊去,留下可憐的梅隆一個人在這邊了。(笑聲)

      我確實認為,是時候進行一場關于食品生產中的農業生物科技的全國性爐邊談話了。我很高興這樣的討論今天成為了現實。關于轉基因食品的標注問題,我們已經面臨了許多爭議激烈的州級投票,其結果是全國各地的人們對此的了解和關注程度都有所提高。這是件好事情。

      我們正面臨一項艱難的決定:我們的社會是應該沿著這條遺傳工程主導的、愈發高強度的專門化農業道路走下去呢,還是應該把農業轉到其他的路線上。在你們聽取雙方爭辯的時候,我想提出一些要求。可能有很多要求。我要求你們能夠就目前市場上的轉基因作物可以帶來的實際好處投票,而且不是只看它們頭三四年里的表現。這些作物很快就得到了采用,效果也很好,這都有明確的記錄。特別是轉基因的抗草甘膦作物,效果驚人。這些所謂的抗除草劑作物使得農民可以更加容易地控制玉米、大豆和棉花地里面的雜草。這三種主要作物是我們今晚的主要討論對象。

      但是,請不要基于生物技術產業所許諾的愿景投票,也就是不要考慮那些生物技術產業認為未來科學可能可以實現的目標,比如可以自行固氮的植物,或者抗旱作物,或者營養增強型作物。其中有些目標可能終將會被實現,但是它們目前還沒有。我希望你們能夠比較一下遺傳工程農業的現實和他們做出的承諾。我也希望你們能夠考慮轉基因作物這個整體,而不只是弗萊里和他在孟山都的同事植入玉米中的幾個基因;你需要考慮的是玉米在農田的表現,它的實際產量,作物里到處都是的Bt蛋白對整個環境的影響,對水生生態系統的影響,對農民成本的影響。

      當然,在抗除草劑作物的例子中,最大的擔憂在于自10年前起就逐年增長的除草劑用量,并且情況每年都在不斷惡化。現在,工業界和政府剛剛批準了下一代抗除草劑作物,通過轉基因技術它們可以抵抗兩種風險最高的古老殺蟲劑。你會聽到“2,4-D”和“麥草畏”的名字。這絕對不是正確的方向。我們需要考慮它整體的影響,包括整個國家已經投入的大量精力,還有產業界對育種的巨大投入,這些都是轉基因籃子里的雞蛋。還有很多其他的重要事項,卻沒有得到植物育種人員應有的重視。這項技術是有代價的。

      今天我們將會就安全性進行很多討論。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沒有共識,而2014年的今天,我們需要擔心的理由,遠比我們在1996年開展這項技術或者2000年我們采用抗除草劑大豆的時候要多。事實上,在過去的每一年中,隨著我們種植了越來越多的轉基因植物,我們需要的除草劑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多關于健康和環境的擔憂隨之而來。我會在稍后繼續討論這一點。

      編者注:關于安全性,本布魯克原話如此。對這句話的更多討論請參見自由辯論部分。

      去年,國家地理有一系列對未來食品的精彩專題。相信你們中的很多人至少讀了其中的幾期。在2014年5月份的國家地理中,有一篇奠基性文章算是提出了一項前進計劃——如何在資源不斷減少的情況下滿足90億人的需求。作者喬納森?福里(Jonathan ?Foley)是來自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者,他的文章題目是“養活世界的五步計劃”。這篇文章很短,很精彩。在這里我要引用他說的原話,首先是“凍結農業的足跡”,也就是不再砍伐雨林,讓盡可能多的野生環境保持原貌。第二,“在現有農地上盡可能多的種植作物”。這點非常正確。在發達國家,農民可以收獲150到250蒲式耳玉米,而在非洲,農民只能收獲40到60蒲式耳。所以,提升全球產量的空間是巨大的——對于使用過度而貧瘠的土地,和那些缺少必要輸入的土地。顯然,在現有農地上盡可能多的種植作物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福里的第三點是“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這顯而易見,考慮到現在玉米、大豆或者棉花農業都需要石油資源作為輸入。如果成本上漲,價格也會上漲。也許這些資源的供應可能會成為問題。所以我們需要更加有效地利用石油資源和水資源。第四點,非常重要的一點“改變飲食結構”。美國人,歐洲人,我們吃得太奢侈了。我們食用了過多肉類,生產一單位熱量的牛肉需要花費很多熱量,能量轉換效率只有1/100。(超時,被主持人打斷。)

      第二部分:自由辯論

      主持人:本布魯克,你在開場陳述中說科學界對于轉基因的安全性沒有達成共識,你能闡述一下嗎?

      本布魯克(反):我幾乎讀過各方開具的所有陳述。基本上這些報告都是用略微不同的措辭說同樣的事情:遺傳工程作為一種技術,和其他的植物育種相比,并沒有創造出任何新的或者不同的潛在風險。其中有幾篇報道——包括兩篇來自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專題報道——指出轉基因食品帶來更大風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們并不真的知道。它們也都說目前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美國民眾有因為食用轉基因食品而產生急性健康問題。然后它們接下來呼吁進一步投資來研發更敏感更科學的技術,來評估可能風險,以及在批準上市后的持續監控。但這些報告里呼吁的大部分推薦措施,提出至今已經有15年甚至更久,在美國卻還沒有實現。

      弗萊里(正):首先,我并不想重復之前的話,但要知道這門科學自從70年代起就存在了,而且已經廣泛應用在健康和農業領域,有著十分出色的安全記錄。在動物和人類中沒有發現過一例來自轉基因技術的安全問題。這既是因為我們有史以來就一直在移動基因,也說明了我們監管的重要性。我和查克第一次見面還是在確立農業部-環保署-食品藥品監督局聯合監管規范的時候,這套規范至今還是世界范圍的金標準;而我們出口玉米和大豆的每一個國家也都做了自己的獨立健康安全評估,除此之外還有數以千計的學術研究,全都指向同樣的結論,被全世界所有主要科學團體接受:這些產品是安全的。

      梅隆(反):我想我們可以贊同,沒有證據表明現在的遺傳工程應用有明顯的急性短期效應。但所有這些評估都忽略了兩個問題:一,有可能會有潛在的長期效應還沒有被發現;二。每一項遺傳工程應用都應該被分別看待。所以,不管抗草甘膦作物如何,它不能證明這些正在研發的新基因操控技術也是安全的。所以,一攬子宣稱安全是不能得到科學證實的。

      埃寧納姆(正):的確,作為科學家肯定不會下一攬子的結論,我認為這要依賴于每一項具體的評估。但我認為作為一名科學家,應該讓數據告訴我到底有沒有安全擔憂。有這二十年來的數千項研究,我能感受到全世界幾千位學術界同事的分量,他們并沒有找到任何特殊的安全隱患,我應該承認證據的本來面貌,讓數據告訴我它是否安全。

      梅隆(反):但看看你們薈萃分析里積累的數據,比如說牛,牛很年輕的時候就被殺死了,大概14到15個月,你們依賴的事實只是屠宰場合格率在長時間段里沒有下降而已。我認為這是一項有價值的研究,但它沒有告訴你很多東西,它顯然沒有告訴你這些轉基因作物在活了一輩子的動物身上會有什么影響。

      主持人:那要怎樣才能告訴我們呢?

      梅隆(反):你需要做長期動物研究。你需要逐步延長,而且我們應當建立協議來確認需要怎樣的研究。

      弗萊里(正):如果你看一下埃寧納姆的綜述,里面有二十多項長期的動物研究,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同:這些產品是安全的,這是事實。評估這些數據的那些組織,也是在全球變暖的嚴峻性問題上得出同樣結論的那些組織。你去美國國家科學院,去所有的主要科學機構看看。“共識”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統一,并不意味著100%的統一觀點,正如全球變暖問題上也不是完全一致。但科學為自己說話,而科學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本布魯克(反):有幾個重要的點需要提出來。過去幾年市面上的轉基因作物和我們早年間的轉基因作物已經不一樣了。弗萊里和他的同事們創造了一系列不斷改良的產品,而他們做的事情之一是,他們把很多性狀疊在了同一品種的玉米里。科學界的一項大擔憂是孟山都研發的豪華型轉基因玉米,叫做“SmartStax”,它表達了八個不同的性狀,里面有六種不同的Bt蛋白用來控制害蟲,還有兩個基因分別負責抵抗草甘膦和草銨膦這兩種除草劑。八種性狀混合在這一種作物里引起了,你知道,一些重要的科學擔憂;就像你去看醫生,醫生要問你有沒有在吃什么藥,在給你開處方之前他要知道。管理機構,產業界——沒有人對于今天轉基因食品性狀疊加問題做任何嚴肅的研究。

      埃寧納姆(正):作為育種者,我們日常工作就是疊加性狀,我們始終在——

      主持人:所以這對你來說是熟悉的領域,沒有什么新的東西。

      埃寧納姆(正):這就是育種。我們一直在改良多種性狀。我想我需要理解這個科學假說,為什么疊加的性狀就會比單獨的更加危險。就像西蘭苔,你知道西蘭花是安全的,芥藍也是安全的,二者雜交得到的西蘭苔為什么會更危險呢?你的生物學基礎是什么呢?

      本布魯克(反):但我們討論的不是西蘭苔,我們討論的是轉基因食物。我想回到弗萊里之前說的全世界普遍接受問題。弗萊里,你知道你的姊妹公司先正達正在往中國出口玉米。事實上整個玉米產業都在擔憂中國和幾個其他國家拒絕進口玉米,因為里面有未批準的性狀。ADM和卡吉爾,兩家大型糧食公司,起訴了先正達;還有五十起訴訟來自遭受貿易損失的農民。所以我認為,暗示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對轉基因作物敞開懷抱,是非常不高尚的行為。

      弗萊里(正):請允許我強調,美國出產的玉米60%用于出口,大豆30%出口,目的地都是那些愿意接受這些產品的市場。我們是世界的面包籃。出現貿易糾紛固然令人遺憾,但在這些產品提供的糧食安全大背景下,這些真的不那么重要。

      回到安全問題,每一個這樣的基因都既有單獨監管又有整體研究,沒有理由認為把它們疊加起來會引發任何問題。事實上,本布魯克,我記得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你對我說,把這項技術帶給市場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多種產物結合在一起,這樣我們的作物既有抗逆性又能防護害蟲。在許許多多的例子里,產業界做的正是你所說的。

      本布魯克(反):是的,這——這沒錯。(觀眾鼓掌)我是說,你現在有六種不同的Bt蛋白,這想法可以追溯到弗蘭克·西納特拉的那首老歌,“如果右邊沒有干掉你,總還有左邊的。”但問題是我們知道害蟲有這個能力,一旦它們對一種蛋白產生了抗性,對別的蛋白產生抗性就更容易也更快。現在我們知道,在棉花和玉米的害蟲里,我們有根螢葉甲,已經對六種蛋白里的三種產生了抗性,而SmartStax上市才四年。所以雖然多種Bt蛋白在一起聽起來是個好主意,但現實已經和計劃相違了。而且考慮一下這一點:一公頃轉基因玉米地里六種不同的Bt蛋白,加起來是3.7磅的生物殺蟲劑,這讓農民免于使用0.2磅的土壤殺蟲劑,用3.7磅代替0.2磅怎么能叫減少殺蟲劑使用呢?

      主持人:這已經轉入我想討論的下一個話題了,轉基因對環境的影響。那么對安全性的討論就此結束。埃寧納姆,你的對手說轉基因作物雖然開始很成功,但現在對環境的影響已經變成了負面的——因為出現了更多的抗性雜草和害蟲。你將如何回應?

      埃寧納姆(正):我想這要看具體的應用領域和產品。Bt的效果在于極大減少了化學殺蟲劑的使用,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我提到的論文里說到了,使用Bt減少了37%的化學殺蟲劑用量。關于除草劑有很多項研究,取決于討論的是哪個國家、哪種作物。在很多例子里,他們原本使用的舊除草劑對環境危害更大,殘留更久,而現在他們換用了更安全的除草劑。

      梅隆(反):但是我要指出,這篇匯集147項研究的薈萃分析里,沒有一項研究是在抗性害蟲出現之后的。生物技術作物的好消息——確實有一些好消息——都是來自早年歲月。但我們知道抗性不可避免會發展出來。

      我還想指出一點,這147項研究證明的是轉基因作物的好處,而不是轉基因性狀的好處。他們經常是研究一個地方——比如印度——的農民,把那些采用了轉基因棉花的和沒有采用的作對比。但轉基因棉花品種本身經過傳統育種就帶有好得多的遺傳屬性,所以你比較的其實是有Bt的更好作物和沒有Bt的較差作物。你知道,與其說這證明了遺傳工程的好處,不如說是證明了傳統育種的好處。這些研究的正確做法是,讓農民在完全一樣的條件下種植同樣的品系,只是一個有轉基因性狀,另一個沒有,來看到底有沒有差異。

      埃寧納姆(正):你說的研究方式,其實就是轉基因作物農學表現評估的時候已經做完的研究。但我們這里說的是現實世界里轉基因作物帶來的真實效果,由許多獨立研究者完成。而這些效果是真實可見的。

      主持人:讓本布魯克來簡單描述一下抗草甘膦作物的經歷吧。

      本布魯克(反):好的。農民種了一片玉米、大豆或者棉花,雜草長了出來。在以前,他們要么耕田,要么早早地噴灑某些除草劑。其中之一是草甘膦,商品名“農達”。1996年,第一種遺傳工程抗除草劑作物上市了,孟山都的科學家把一個新基因放進玉米、大豆和棉花里,讓它們可以耐受草甘膦。沒有這種基因的玉米就會被草甘膦殺死。所以農民就可以播撒這種廣譜除草劑而不傷及玉米。早年的時候效果很好,但2000年,特拉華的一片大豆田里,出現了第一種抗草甘膦的雜草,它就是被抗草甘膦大豆創造的。科學家早在研發出來之前就警告這種事情可能發生,甚至預言它會花五年時間,事實的確如此。到了2004年,我們有了六到八種不同的嚴重抗性雜草,大多在東南,有種雜草的根能長得和人手腕一樣粗,足以損壞棉花收割機的刀片。而現在有一億公頃的——

      主持人:請你用15秒來描述一下,這些雜草是怎么產生抗性的?它們和作物的關系是什么?

      本布魯克(反):當你反復在雜草上使用除草劑的時候,它們就會產生抗性。

      主持人:好的,我希望大家都理解,這是一個隨機突變。那么,現在這是弗萊里的領域了。

      弗萊里(正):讓我先回到抗除草劑作物和它們的好處上面。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放學回來就會坐上我爸的拖拉機,每年這個時候我們都要犁地,把所有的土翻過來,這就是以前人們除草的方式。抗草甘膦作物的大優點就是它讓農民可以自由使用草甘膦。你們有多少人用過草甘膦的?它非常有效,非常安全,一般都認為它是行業金標準,讓農民能用更安全、對環境更友好的辦法控制雜草。但更大的優點是,它消除了耕作。我們不再犁田了。我們不需要把土壤翻出來蒸發濕氣,也不再有土壤損耗了。我們也不會有翻開土瞬間釋放的溫室氣體了。自從90年代中期我們采用抗草甘膦作物以來,全國的免耕面積翻了一倍還多——

      主持人:弗萊里,你什么時候會講到雜草產生抗性的部分呢?

      弗萊里(正):馬上。這其實很簡單,演化是活的,持續不斷進行中的。而且說實話,隨著氣候變化和微環境改變,我們還會看到更多的演化、更多的抗性。這有個簡單的問題:我們都聽說過抗生素的抗藥性。這是個麻煩對吧。那制藥公司應該怎么辦?因為現有抗生素有了抗藥性,就不再研發新的抗生素了嗎?絕對不是。草甘膦能控制好幾百種的雜草,在美國,有12種雜草有了抗性,但它依然能控制好幾百種。它應該得到有效使用。而且,本布魯克,你是第一批提出我們需要聯合使用多種除草劑的人,而這也是種植者正在做的事情,也是推動這些轉基因產品發展所能帶來的好處。

      主持人:現在我們轉入觀眾提問環節。

      問題1:我們可以知道一株作物身上發生了什么,但無法確定地知道生態系統發生了什么,所以四位能否說一下,對環境產生的影響,會發生在多長的時間尺度上?

      梅隆(反):從我的角度,大概是幾十年。我是說,在我們擁有抗除草劑的幾十年里,我們看到帝王斑蝶的數量大規模減少,因為草甘膦殺死了帝王斑蝶的唯一食物,馬利筋。這段時間里它們的數量減少了80%以上。我們還看到了蜜蜂身上的效應,它們都是微妙的效果,不是讓蜜蜂直接死掉,而是讓它們找不到回巢的路。

      埃寧納姆(正):我想你是把技術和其他因素混為一談了。帝王斑蝶的減少是因為我們控制雜草馬利筋更加有效了,所以如果我們需要更多雜草,我們直接種更多雜草就是了,更加有效的控制這件事情本身沒有錯。至于蜜蜂,沒有人發現蜜蜂和轉基因作物有任何關系,這只是個誤導因素。我在乎的是,我們討論了技術相關的問題卻沒考慮好處。每一種生產系統都有權衡,我們要做的是排除問題、保留好處,而不是把技術整個扔出去。

      本布魯克(反):我所擔心的是,轉基因作物1996年才上市。孟山都有非常天才的分子生物學家,他們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發到第五代了,但每一代在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時間都不超過五六年,我們一代代研發下去,還來不及理解第一代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希望能至少做兩次輪種周期,六到八年,看看農業系統如何回應,但在這個時間段里技術本身已經改變了。

      問題2:我的問題是轉基因種子的版權問題——版權帶來的影響。

      主持人:我打算忽略這個問題,不是說它和更大范圍的討論無關,但它和我們目前的議題——人體安全和環境影響——沒有什么關聯。

      問題3:如果不使用轉基因作物,喂飽世界可能嗎?

      梅隆(反):喂飽世界上的饑餓人群,要應對這一挑戰,靠的不是任何形式的生產技術。如果你想消除饑餓,我可以給你列出要做的十件事情:修路,提高收入,改變女性角色,讓人們決定他們自己想種什么、幫他們耕種,等等。生產本身并不是饑餓問題的答案。(觀眾鼓掌)

      但除此之外,我還想說,遺傳工程沒有真的產出我們需要的那些性狀。《自然》上有一個研究,是關于一個始自2010年的項目,幫助非洲農民開發能在低氮土壤里生長的玉米。這段時間里這個項目誕生了21種傳統育種的玉米,遺傳工程只產出了一種,而且他們認為十年之內不可能投入使用。

      弗萊里(正):我剛打算說我們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你之前引用了國家地理的那篇文章,我也一直在說里面的觀點。我當然相信喂飽全世界是極其復雜的挑戰,需要提高生產力,增加效率,減少浪費,保護莊稼,提供儲藏技術,改變食譜,等等。我們要在36年內讓糧食產量翻倍,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我想我們需要動用我們手頭全部的工具

      本布魯克(反):如果你相信生物技術產業的觀點,相信這種技術對于喂飽世界必不可少,那么你應該問自己:你有一個50磅的包裹可以送給一位貧窮的非洲農民,你可以給他50磅的氮肥也可以給他50磅的轉基因玉米。現在,我想弗萊里會贊同,50磅氮肥的效果會比他那50磅魔法種子的效果更大。

      埃寧納姆(正):我認為這是一個虛假平衡。我不覺得我們必須二選一。如果你能提供給他一批抗蟲作物來防護害蟲,再給他一些氮肥,那么產量也許就足以喂飽他的家庭,剩下的也許還能幫他擺脫貧困。你不必非要挑一個。

      梅隆(反):我也不認為你必須二選一,但我認為很重要的是理解每種技術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以便判斷我們的資金應該更多投向哪里。我覺得我們對遺傳工程的信心過高了,它除了那一個例子之外,別的場合里都沒有滿足我們的期望。我還認為我們應該為傳統育種正名:早在遺傳工程出現之前,傳統育種家和農學家就能在玉米和大豆上實現每年增產1%-2%。而生物技術時代到來之后,我們還是每年增產1%-2%。就算不使用遺傳工程,我們未來也能得到這個級別的增長。

      弗萊里(正):你知道,這一點上我們幾乎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事實上,讓我告訴你一個小秘密:作為孟山都研究項目的主管,我們花在傳統育種上的錢正好是生物技術上的兩倍。植物育種,特別是在分子工具的幫助下,擁有廣大的前景。我們和蓋茨基金會合作,用這些工具培育抗旱玉米等等作物。

      埃寧納姆(正):舉個例子,小麥一般都是由公眾育種者完成的,而他們使用傳統的選育法,不能使用遺傳工程工具,就不容易達成某些特定的目標,比如高效地選擇出抗病能力。二者結合起來會是十分有益的事情。我只是不認為二者相互排斥,又不是你只能在傳統和遺傳里二選一。

      梅隆(反):同意,但每次我聽人說遺傳工程能做什么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幾十年來的種種承諾,許多承諾一直沒有實現。

      埃寧納姆(正):還是有很多產品實現了的,比如抗病木瓜。作為一個公共領域的科學家,我對有些團體非常惱火,它們一邊宣揚恐慌,一邊反復質問“為什么還沒有產品面世?”因為正是它們,正是這些恐慌阻止了公共領域研發這些產品。

      問題4:有沒有可能人類終于用完了一切可能的辦法,面對害蟲抗藥性無計可施了?

      本布魯克(反):美國東南已經有不少棉花農民放棄棉花了,他們對付不了雜草。東南很多棉花田都有三到四種不同的抗草甘膦雜草。中西部也一直在擔憂同樣的命運會降臨,而這里是我們主要的玉米和大豆產區。玉米和大豆是美國糧食系統的骨干,如果中西部出現了抗性雜草,這會是嚴重的全國性問題。

      弗萊里(正):我認為,只有當我們未來停止投資科學的時候,才會發生這樣的場景。我在開場白里提到過,對抗性的擔憂從一開始就有。但是我們也有不可思議的工具,我們的第三代技術和第四代技術還是領先的。如果我們能帶著科學和它全部的工具前進——育種,生物技術——那么我們面臨著巨大的機遇,用精準的工具實現智能農業。我們需要全部的工具。我們要在36年里讓糧食產量翻倍,而我每天早晨醒來時想的事情是,如果我們能達成共識,我們是能做到這一點的。

      第三部分:總結陳詞

      埃寧納姆(正):剛剛過去的一周是美國的感恩節,這是個美好的節日,我們邀請了十四個客人去家里做客。作為女主人,我的任務就是為客人們提供安全美味的食物。訣竅就是避免生火雞肉接觸食物的表面,要保證足夠的烹飪時間以消滅食物中的病菌,但是也不能把肉烤得太干,在喝一杯的時候完成這些任務或許增加了一些安全風險。

      食物中毒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每年3000人死于食物中毒。當我們對豐收表達感謝的時候,我卻不會為這些食物是否是轉基因食物而擔憂。我會為這個世界上我最愛的人端上這些食物,我最親愛的朋友,我的丈夫,我的兩個十幾歲的兒子。他們的健康對我來說比什么都重要。作為家長,我的責任就是利用最好的信息來保護他們的健康,并且要判斷對于某項技術科學界的共識是什么。這也是為什么我的孩子每天喝巴氏消毒的牛奶,并且在童年時期進行了所有必要的疫苗接種。

      有時,讓人們擔憂的風險同真正讓人死去的風險完全不同。轉基因食品的爭論一直是聚焦在沒有發生的假想風險上,并且總是與農藥使用混為一談。但這些爭論都沒有討論轉基因技術在饑餓和營養不良這些真實的風險上可以起到的作用。過分的謹慎是有代價的,不作為也是一種作為。在剛才90分鐘的辯論中,大約1500人死于饑餓,這個人數要比今天的觀眾還要多。饑餓和營養不良才是真正的威脅,是每天殺死超過2萬人的威脅。大部分死于饑餓和營養不良的人是兒童。他們不是談話時提到的論點,他們是實實在在的人。作為一個母親,一個科學家,讓我感到擔憂的是傳播轉基因恐慌的運動使得科學家無法使用這項技術來為成百上千萬人生產更有營養、更可持續的食物資源。請為轉基因食品投贊成票。

      本布魯克(反):不幸的是,隨著轉基因技術和農業革命的開展,它們變成了一場和雜草的軍備競賽,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只有除草劑。這樣的后果是抗除草劑雜草的擴散。隨之而來的是,特別是在過去的10年,對除草劑的需求大大提高。自從1996年以來,因為采用Bt玉米和棉花,殺蟲劑的使用也許是減少了1億磅吧,但是現在又增加了6到7億磅的除草劑。農藥既包括除草劑也包括殺蟲劑。減少了1億磅殺蟲劑的確是好事,但是除草劑使用多了6億磅,這樣怎么可能得出農藥使用減少的結論?

      而對于另一方提出的農藥使用量減少、工作變簡單的論調,很多農民都會持保留意見。在1995年轉基因革命之前,每年美國農業系統使用的草甘膦是2700萬噸。10年之后,這個數字上升到1.57億噸。在2014年,美國農業部(USDA)數據清楚地表明,使用的草甘膦達到2.3億噸。在美國我們大約有3億英畝農田,如果這些草甘膦遍布全美國,大約每英畝農田就會使用2/3磅草甘膦。這是為什么我們的血液,我們的頭發中都會有草甘膦。即使草甘膦被普遍認為是相對安全的農藥,我們還是有理由感到嚴重擔憂。

      弗萊里(正):我想對這場精彩的辯論表達感謝,也謝謝大家聆聽我的總結。我希望這能夠幫助你們更好地了解轉基因技術所代表的重要科學和重要工具。我想要指出投票反對轉基因究竟意味著什么,一個沒有轉基因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

      首先,這對土地會有很大的影響。沒有轉基因作物,農民需要大幅度提升除草劑和殺蟲劑用量。我預計施加到環境中的除草劑和殺蟲劑每年將會增加1億磅。第二,因為轉基因作物可以提高產量,沒有了它們,我們需要更多的農地。要想維持現狀,我們需要額外的1.2億英畝土地來維持現狀。這差不多是一個加利福尼亞州或者四個紐約州的面積。這一耕地壓力意味著更多濕地會被抽干,更多的森林會被砍伐。考慮到我們的飲食結構,我們還需要更多牧場。第三,反對轉基因技術會加劇氣候變化,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在走回頭路。我們需要生產更多的化學品。我們需要開著拖拉機來回在農地上犁地,我們會釋放更多的溫室氣體。從碳排放的角度來說,抵制轉基因作物相當于增加2600萬輛新汽車。食品價格會提高。北卡羅來納州剛剛公布了一項研究表明,如果拒絕轉基因食品,平均每個家庭每年需要多花費3000美金在食品上。這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影響,我們都需要承擔這些后果。最后,反對轉基因意味著放棄埃寧納姆博士之前提到的所有新技術的可能。你知道,這是一項相對而言很新的技術,未來在我們眼前。我們現在只看到了這項技術可能性冰山的一角。我希望,為了我們每一個家庭——為了這個星球上的全人類——你們可以保留這些全部的可能性,支持轉基因食品。謝謝。

      梅隆(反):你知道,今天晚上我們真的沒有聽到任何證據,表明轉基因作物對饑民十分重要。我認為這就是事實——確實沒有證據。唯一取得共識的研究,只有世界銀行關于轉基因作物對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并不重要的研究。

      如果你想知道沒有轉基因作物的世界是怎樣的,那么看看歐洲。歐洲的農業系統非常高產,他們都需要為農業提供補貼,就像我們一樣。他們的確用了過多的除草劑和殺蟲劑,但是那仍舊是高效、安全、可靠的農業系統,適合我們每一個人。我們需要認識這一事實——這項技術依然有安全隱患,特別是它的長遠影響。美國癌癥協會指出過,目前的產品是安全的,但是長期的憂慮仍然存在。

      所以,我們不能假裝沒有這些問題。我認為從轉基因技術誕生以來,它根本沒能夠解決最重要的問題,那些導致墨西哥灣死區的問題,但是有技術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是傳統育種和農業生態學,可我們卻沒能給予這些技術足夠的重視。

      結果

      GMO-debate.jpg、圖片來源:intelligencesquaredus.org

      (編輯:Ent)

      ?

      The End

      發布于2014-12-11, 本文版權屬于果殼網(guokr.com),禁止轉載。如有需要,請聯系果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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