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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基因:學界和公眾,分歧在哪里?

      本文另一作者為范敬群。

      在人類歷史上,恐怕從來沒有哪一種技術像轉基因那樣,既被寄予無限希望,又被反復淹沒在詛咒之中;既展示出強大的應用前景,又經常被種子外流或不合倫理等違規指控所聚焦;既凝聚了一群鐵桿粉絲,又不斷遭到大眾的拒絕。

      歷史上的其他爭議技術或多或少會被部分主流科學家質疑。但是,轉基因技術本身的安全性得到了主流科學界近乎一致的肯定。盡管有些機構出言謹慎,但迄今為止沒有一家正規科研機構認為有證據表明,經過商業審批的轉基因品種不安全。

      然而,經過多年來的傳播與科普,專家和公眾之間的差距并沒有縮小而是固化和更加極端。例如,在全球最為支持轉基因技術的美國,2015年1月29日由皮尤輿情中心與世界上最大的綜合科學組織美國科學促進會聯合發布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88%的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以科研工作者為主的科學界人士)認為食用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而美國普通公眾中,則有57%認為轉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盡管轉基因的安全性得到了科學界的普遍肯定卻長期被大部分公眾拒斥或擔憂呢?

      20多年來,各國學者對造成轉基因爭端的社會政治因素、傳播形態以及社會心理因素進行了大量研究。雖然談不上汗牛充棟,但可以肯定的說,有關轉基因的科學風險傳播研究遠遠超過了任何一種其他技術。它所面臨的現狀,可以歸結為三個原因:社會對于公共機構信任度的下降和對技術專家治國趨勢的反抗;科學界對傳播知識的迷戀和對照顧受眾情感的漠視;輿論界在農業生物技術上對風險意識的強調所引發的負面報道。

      1024px-Golden_Rice.jpg圖為曾引起廣泛爭論的轉基因作物“黃金大米”(右)與普通大米(左)的比較。圖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Genetically_modified_rice

      社會起源:對技術專家治國的反抗

      轉基因爭端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著西方社會不斷增加的科學爭議。科學爭議的集中爆發,與科學發展造成的對社會、道德和宗教的不斷增加的影響、環境價值與技術發展之間的張力、公眾對新興技術可能造成的環境和健康的傷害的質疑、以及西方社會對科學家和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的信任度下降密切相關。

      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生物技術已經成為大眾媒體辯論的一個議題,但直到1996年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種植得到批準,對這一問題的爭議才尖銳起來。對轉基因的抗議適逢歐洲活躍的環保組織借助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在反核活動中取得了在當時看來決定性的勝利,急于通過新的對立面樹立自己的生存價值。而在英國和歐洲,瘋牛病事件爆發也動搖了公眾對政府管理的信心并導致人們廣為質疑政府隱瞞真相。在2000年左右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給兩組英國公眾提供相同的有關轉基因安全性的信息,告訴一組公眾這是來自科學家,另一組公眾則被告知這些信息來自英國政府。結果,后面一組中認為轉基因不安全的比例顯著高于第一組。

      其實,對包括轉基因技術在內的各種新科技的公眾抗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眾對隨著科技高速發展帶來的技術專家治國的反對。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家要靠人民投票選出來,但政治家如何理政,則是普通公眾無法觸及的,在科技領域尤其如此。而隨著西方國家進入后工業時代,廣義的科技問題越來越成為“政治大事”,也就是那些與公眾生活聯系日益緊密、得到公眾關注的話題。西方的公眾反抗活動大都集中于涉及很多科技問題的環境領域,在歐美各國,科學議題已經成為各種鼓勵民眾參與公共治理活動的主題。 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包括轉基因問題在內的環境議題也成為中國科學爭議的主要領域。

      公眾反抗運動,得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支持。例如,在轉基因議題上,哈佛大學著名學者希拉·雅桑諾夫(Sheila Jasanoff)進一步發展了福柯有關身體政治和生命權力(biopower)的論述,后者認為,現代西方國家建立對公眾的統治秩序的途徑之一,正是通過壟斷了對民眾身體、健康、疾病等的解釋和處置權。而雅桑諾夫認為,轉基因技術進一步體現了政府和技術專家體制對食品的壟斷。在她看來,歐洲公眾最初對轉基因的普遍抗議,也包含著對美國稱霸世界的反感。

      轉基因的經歷的確在詮釋著雅桑諾夫的見解。1997年一船美國轉基因大豆運抵荷蘭港口,還沒有來得及卸貨就被蜂擁而入的環保組織“截獲”,傾倒到大海中。想必,當初抵制“美帝”的口號一定在碼頭上四處飄舞。而200多年前,恰是“美帝”的先祖們把歐洲商人們運來的貨物傾倒進大海。

      研究表明,反對轉基因組織成分非常復雜,包括反對全球化運動者、環境主義者、公民社會組織、有機食品種植者和零售商。盡管如此, 反對轉基因的各種力量有著相當一致的傳播策略,那就是抵制政府和科學家將轉基因問題當作一個科學問題來處理。他們更多的是在一個風險性、不確定性、倫理性的框架里來描述轉基因問題。

      GMO_Full_Disclosure_Advocate.jpg一名請愿者呼吁標注轉基因成分。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User:Jjjjjjjjjj/genetically_modified_food_controversies

      總體而言,在美國,盡管不乏反對者,但轉基因問題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社會主要爭議議題。而歐洲轉基因爭議則持續保持熱度。文化因素在歐美之間,甚至在歐洲各國之間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上也有一定影響。如有學者認為,奧地利民眾反對轉基因的態度最為堅決,這與奧地利民眾對創新的保守性以及該國民眾對傳統農業的眷戀有很大關系。也有學者認為,在美國轉基因技術得到順利發展的原因,并非公眾普遍更加支持科學,而是因為美國的科學界和產業界在這項技術誕生之初,就將其界定為一個專業問題,應由科學界與專業政府部門——美國農業部、環保署和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而不是由總統、國會甚至民眾來決定。

      媒體報道轉基因的方式在歐美也有很大不同,我們將在本文第三部分重點論述這點。此外,歐美兩地公眾對科學及對政府的不同態度也與他們對轉基因的支持與否相關。在美國,正規環保組織,不論是大自然協會(TNC)、還是美國環保協會(Environmental Defense),都沒有把轉基因作為主要議題,各種教會也同樣缺乏興趣討論轉基因。

      本部分分析了轉基因形成爭議的各種社會因素。中國尚缺乏類似研究,盡管已經有一些中國學者從文化和哲學角度反思了轉基因問題,但這些研究既很少探討中國社會政治因素,也缺乏實證證據支持。

      科學界的回應:只看知識,無視情感

      毋庸置疑,轉基因科學家對轉基因傳播應該發揮重要作用。但研究表明,很多科學家并沒有站在公眾的立場上看待這個問題。受調查的與轉基因相關的科學家們普遍認為,公眾對轉基因的抵制,是因為公眾對生物知識的無知、以及他們不切現實地要求絕對的零風險造成的。科學家與公眾對風險的界定具有極大的不同。科學家愿意用數量、可衡量的方式來描述風險,而公眾愿意用定性的方式來看待風險。 就轉基因問題而言,科學界的“現有證據認為轉基因無害”表述的量化基礎難以轉化為公眾的定性化的信任。另一項研究則發現,當轉基因領域的科學家們評估公眾對轉基因的態度時,他們總是積極評價那些與自己態度一致的公眾見解,而且總是贊同那些認知型(cognitive)的表述,而不是情感性的表達。這也就意味著科學家們潛意識地將公眾視為不科學、傾向于情感性的個體,不愿意與他們進行對話。

      這些研究表明,科學家們的上述行為特點,使他們只愿意進行讓公眾增加知識這種類型的交流,普遍無視公眾的情感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關切。這一點在中國也不例外,大多數參與過轉基因傳播活動的人都可以體會到這種傾向。

      然而,多年的心理學研究表明,每天我們都會接觸到遠遠大于注意力容納能力的大量信息,我們只會關注那些與自己切實相關的信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轉基因科普信息屬于那些我們從不關注的信息,直到我們的注意力被負面報道喚醒為止。人類認知系統優先處理負面信息,尤其是在涉及風險時,這早已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近年來,心理生理學的實驗也證明,接受負面信息時,人體各項生理指標活躍程度遠遠大于正面和中立信息。 這不難理解,我們的祖先需要優先識別負面、風險信息并給予關注,才能讓我們人類從各種艱難險阻中生存下來,走過漫長的進化之路。

      但在很大程度上,科學共同體的行為邏輯與公眾及媒體邏輯的差異,也是交流不暢的重要原因。研究發現,近15年來世界主要英文媒體對轉基因問題的報道,總是圍繞著轉基因事件而起伏,但科學家或生物技術公司的信息發布總是比這些事件的新聞報道慢了一拍。究其原因,是因為科學家要對事件進行調查,而公司需要低調以避免引火燒身,結果,等科學結論出現,媒體興趣已銳減,這導致在有關轉基因的新聞辯論中,公眾獲知的科學信息受限。 一項對51個美國農業協會和18個德國農民協會的網站的研究顯示,這些網站只是發布常規的轉基因科普知識,很少具有互動功能。同樣,我們也能在中國的各個科研機構網站上發現這種現象,這也不局限在轉基因領域。

      需要指出的,研究科學家轉基因傳播行為的現有文獻壓倒性地來自歐洲。目前尚無已發表的對中國科學家在爭議問題上如何傳播的大樣本研究。我們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國科學家極少參與公眾對轉基因議題的討論。不過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教授尚未發表的研究表明,中國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對轉基因安全問題存疑,這與前述的美國高達88%的科學家(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形成了很鮮明的對比。

      媒體的報道:是科學和經濟問題,還是公共議題?

      如上所述,大西洋兩岸人們對待轉基因的態度迥異。這在轉基因爭端初起時就已如此。例如,2003年,當時的英國布萊爾政府為讓英國公眾能接受轉基因,在英國發起了名為“轉基因國家?”的全國性大討論,但研究發現,媒體的負面報道讓這次討論得出了拒絕轉基因的民意。 研究表明,在辯論中,科學家和政府部門試圖用科技話語來表述自己的立場,而公眾和非政府組織則拒絕這種闡述,他們認為政府、公司和科學家們是在推動自己的既得利益。

      這其實與中國的很多媒體報道也非常類似,雖然通篇不會提到轉基因不安全(盡管我們不知道這些報道是否認識到,已經發表的文獻尚不能提供轉基因不安全的任何堅實證據),但將對其的質疑與對科學家牟利的指控聯系在一起,很好地起到了引導讀者樹立轉基因負面形象的作用。

      另有研究應用語義學手段,對英國媒體在2003年全國圍繞轉基因辯論之后的轉基因報道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媒體報道轉基因的關鍵詞充滿了戰爭、戰場、侵占等詞語,這可能給人們強烈的抵制轉基因的心理暗示。

      學者也應用框架(framing)方法,發現媒體報道轉基因時,更加著重應用環境風險框架,而很少從成本收益的角度進行報道,媒體在報道醫學生物技術時傾向于正面態度,而在報道農業生物技術時多采用負面報道。

      不僅英國如此,在比利時、匈牙利、立陶宛、德國,媒體也在轉基因報道上呈負面態度,質疑轉基因技術的不確定性,也采納了支持醫學生物技術而質疑農業生物技術的態度。實際上,讓·蓋特林(Jan Gutteling)等人對歐洲12個國家媒體24年間(1973-1996) 對生物技術的報道早已發現,媒體壓倒性地支持醫藥用生物技術,但對其農業應用則持負面態度。 當然,歐洲也不乏在總體上持支持轉基因的媒體,如英國的《泰晤士報》,但以講科學道理為主的報道在輿論上難以占到上風。

      就媒體報道效果而言,歐洲媒體放大了公眾對轉基因的風險意識。研究發現,在媒體集中報道轉基因事件后,受眾對轉基因的風險意識比事件前往往顯著提高。 另外一項研究認為,媒體報道調節人們對轉基因的信任度,負面報道越多,信任越少。

      也有學者從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的角度研究了轉基因報道的媒體效果。所謂涵化理論,指的是媒體對受眾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媒體報道中的錯誤信息,如遠高于現實的犯罪率,會讓受眾當成真實的情況。在上文的綜述中,我們發現媒體大多數正面報道醫學生物技術,普遍對農業生物技術持負面態度。馬丁·鮑爾(Martin Bauer)分析了歐洲常規民意調查Eurobarometer的數據后發現,民眾多數贊同醫藥生物技術而反對農業生物技術,這與媒體報道對兩種技術的態度差距在統計上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那么在政府大力支持轉基因的美國,媒體報道情況如何呢?

      研究發現,《紐約時報》和《新聞周刊》30年對生物技術的報道在數量上非常少,但在態度上則呈現了壓倒性的正面報道,媒體對生物技術的報道數量與重大科學發現等新聞性事件高度相關,在事件發生后則報道量迅速下降。

      這種情況,與美國民意調查中發現的公眾對轉基因的知曉度非常低有關。例如,2006年皮尤(Pew)公眾轉基因認知調查顯示,58%的公眾不知道超市中出售轉基因食品。 這并未隨著時間推移而好轉。2013年10月美國羅格斯大學進行的調研表明,54%的受訪者對轉基因食品知之甚少,其中,25%說他們從未聽說過轉基因食品。

      當然,普通大眾獲取最多信息的還是電視。研究發現,美國主要電視頻道的晚間新聞對轉基因的報道數量稀少,總體上呈正面態度,給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等政府部門賦予了解釋轉基因問題的極強權威。

      美國媒體報道轉基因的框架也與大西洋彼岸不同。托馬斯·利斯特曼(Thomas Listerman)比較了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媒體,發現美國媒體轉基因報道中,科學與經濟框架處于支配地位,德國媒體具有一種很強的倫理話語,而英國媒體則將轉基因議題緊密聯系到公共議題中。研究也發現,美國記者普遍不認為轉基因是一個重要議題,接受調研的記者中,沒有一個人認為轉基因不存在潛在風險,但都會以相對的眼光看待利益風險,認為與大量應用農藥和產量不足等相比,轉基因的收益風險要更低。

      那么,美國的媒體報道對公眾產生了什么影響呢?研究發現,受試者對電視新聞、科學電視節目和娛樂性新聞的關注度都與其對農業生物技術的支持顯著相關。

      另一方面,美國公眾的轉基因態度則呈現極化對立。美國學者阿爾伯特·剛瑟( Albert Gunther)在發展媒體敵視效果理論(hostile media effect:指人們總認為媒體對爭議的報道偏向與自己觀點相左一方)時發現,對于內容一致的轉基因報道,受試者被告知這是學生論文時,就認為其內容不偏頗,但如果被告知這是媒體公開報道時,就認為其內容總是偏袒對方。受試者覺得媒體報道有偏見的原因在于,他們覺得社會上關于轉基因的觀點極端對立,公開的觀點都應該依照立場站隊。反過來,這也會影響媒體對此的態度。

      美歐以外的情況如何呢?一項英國研究觀察了中國的兩份官方媒體《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10年來對轉基因的報道,發現沒有典型負面報道。 但這兩項有關中國的研究,很顯然沒有考慮以都市報為代表的中國媒體近年來對轉基因的質疑態度,后者依據的樣本較早(2003年),也沒有反映中國很多公眾近年來對轉基因的反對。 實際上,黃季焜等尚未發表的研究顯示,受調查的中國消費者中,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的比例,已經從2002年的13%上升到2012年的45%,接受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者比例則從2002年的61%降低到24%。鐘福寧等人的研究則表明,中國媒體對轉基因的關注和負面報道自1990年代末期就呈上升勢頭。 在印度,媒體對轉基因的報道也以負面為主,雖然印度現在在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上已經超過了中國。

      迄今為止,國際文獻中還未見一篇研究轉基因議題如何在社交媒體傳播的報道。筆者研究了新浪微博中人們對轉基因黃金大米在中國違規進行營養學實驗的反應,發現盡管在理論上微博允許人們進行直接、相互交流,但實際上,在轉基因問題上,人們往往圍繞著自己認可的輿論中心自說自話,并沒有實現有效對話。

      總之,我們發現,在總體上,媒體對轉基因的不同立場與歐美對此技術的不同態度有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又并非直截了當,也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知識、信任與價值:到底什么影響了公眾轉基因態度

      在對轉基因議題進行傳播研究之初,學者們就認為,科學知識水平對于人們接受新科技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極少數公眾對現代基因科技有基本的了解。生物技術推廣者們認為(在中國,目前大多數科學家仍然如此認為),人們的科學知識、特別是生物技術知識可以預測他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顯示,公眾對轉基因的風險意識與他們的生物知識水平沒有相關性。 不同類型的知識對受訪者覺察到的轉基因的風險和收益在統計上也沒有顯著相關性。 受眾風險意識的高低與“不可知效應”緊密相關。所謂“不可知效應”就是公眾相信,圍繞著轉基因還有大量的未知因素。與其說更高的知識決定了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說較高的知識水平啟動了人們理性認知的快捷方式,讓人們更加傾向于基于風險與收益來衡量轉基因,其結果,是知識水平本身只能很微弱地解釋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這與Druckman和Bolsen的研究結論一致。后者以實驗研究為手段,證實在人們形成對轉基因的態度過程中,事實性信息(近似于上述研究中所說的知識)所發揮的作用,不如價值和情感性信息大。價值和情感成為了篩選事實的認知通道。

      但是,另一項研究檢閱了歐盟常規民意調查(Eurobarometer)的數據,發現公眾理解科學的水平,比他們獲取轉基因信息的來源以及人們的政治態度更能解釋他們對轉基因的接受程度。 在中國,尚無研究探討公眾知識水平與他們對轉基因等潛在風險技術接受度之間的關系。但呂瀾2006年對中國公眾對生物技術輿論的調查表明,人們的教育水平(是否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與其對各項生物技術(含轉基因農業、轉基因食品、基因檢測、克隆人類細胞等)的接受有明顯相關性。

      呂瀾所揭示的中國受眾的較高教育程度與轉基因接受度之間的相關性,可能體現了中國受教育程度較高者更愿意相信科學技術。這與歐洲的情況并不一致。在歐洲,較高的教育水平反而會帶來人們對以轉基因技術改造自然行為的更多質詢,以及對相關科研機構更大的不信任。

      許多學者相信,體制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特別是對公共機構的信任(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是人們對轉基因技術具有較低風險意識和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謂公共機構,既包括了管理具有潛在風險性技術的政府部門,也包括了開發這些技術的科學機構、科學家和企業。

      經典著作《社會信任與危機管理》一書指出,公眾對新興技術的信任與信心意味著他們認可這種技術的合法性。而政府的風險管理部門當然應該是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多項研究肯定,信任是預示人們對新技術持積極態度的主要指標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學者的幾項研究也表明,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與他們接受化工廠和愿意接受藍藻污染的風險呈很強的正相關。

      這一點很好理解,因為公眾需要政府為新技術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現的風險。就轉基因技術而言,由于在公眾認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轉基因技術所需要的知識之間總是存在差距,這樣體制性信任就成為填補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如果比較美國受訪者與德國受訪者,我們會發現,體制性信任在美國人接受轉基因方面,比自然主義發揮的作用大得多,而在德國受訪者接受轉基因的因素中,信仰自然主義發揮的作用要遠大于美國人。

      美國人的體制性信任這一點也能從美國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所做的公眾對轉基因態度的常規調查中看出來。2003年的皮尤調查顯示,83%的美國人相信FDA對轉基因安全所做的結論。 除了政府外,體制性信任也體現在對科學權威的尊重上。研究表明,美國公眾在轉基因問題上,首先信任科學家、其次是政府、再其次才是產業界。? 近年來,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體制性信任對人們接受轉基因等新興技術的重要性。 最新發表的對澳大利人10年來對轉基因態度變化的研究也表明,對轉基因技術的接受度與對科學家和管理者的信任顯著相關。中國情況也是如此。黃季焜等人2003年的城鎮入戶調研表明,中國消費者對轉基因的支持度與其對政府的信任相關,而對政府的信任則可能受到家中是否有人下崗,是否經常停水等因素的影響。

      當然,也有研究表明,體制性信任不是人們愿意接受轉基因的原因,而是其結果。 換句話說,人們如果愿意接受轉基因這樣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技術,他們就會愿意相信政府和科學家。現在,仍然缺乏對體制性信任與轉基因接受度之間因果關系的確定性研究。本文作者正在通過實驗手段開展這方面的驗證工作。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些基于民意調查的研究在信任問題上得出了方向性相反的結論呢?可能是因為,人們并非不信任專家及其對轉基因的解釋,而是認為,即便專家們也有大量的未知領域,風險就藏身于這些未知領域。根據上述的結論我們可以推斷,當人們相信了轉基因的安全性,也就意味著這些未知領域不那么可怕,并進而相信專家或專業機構。

      也有學者發現,對科學權威的尊重比起對政府和科學機構的信任,在美國居民支持轉基因方面發揮了更加核心性作用。對科學權威的尊重比起信任來,是更加初始的因素。美國居民長期以來養成的對科學權威的尊重,讓他們愿意相信科學家,也在他們的大腦中形成了凡是理解技術問題,就要去尋求科學知識的“快捷方式”。 這一點其實與上述的較高知識水平啟動了人們理性認知轉基因的快捷方式這樣的研究推論一致。

      總結本節內容,我們認為,現有研究已經比較明確地表明,公眾知識水平并不能確保他們接受轉基因;盡管在因果關系的方向上存在爭議,但對政府和科學家的信任度與人們接受轉基因與否有很強的相關性;相信科學權威對于人們接受轉基因有很強的影響,但并非是線性關系,而是開啟了人們進行基于證據的理性判斷的認知通路。

      轉基因科普,并不僅是一個知識問題

      轉基因話題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和誕生時西方社會的政治局勢、科學共同體的行為邏輯與公眾及媒體邏輯的差異、媒體報道轉基因的框架、人們對政府部門與科學機構的信任與否、以及公眾的價值取向都有關系,而大多數研究則沒有顯示出生物知識水平能決定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換言之,我們的一些轉基因科普活動,可能收效有限。

      但更重要的,對政府的信任與人們接受包括轉基因在內的新興技術密切相關,這對于中國的轉基因決策尤為關鍵。長期以來,有關部門為了避免爭議,在轉基因問題上回避公眾的質詢,透明性嚴重不足,殊不知,這只會進一步惡化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并進一步減弱民意對轉基因的支持。

      至于對科學界而言,相比于科學知識的多寡,對科學權威的尊重更加有效地解釋了人們對轉基因的支持程度,這就意味著,從事轉基因相關科研的科學家,特別是權威科學家,要積極走出實驗室與公眾進行溝通,讓科學權威能轉化成公眾“啟動”對轉基因的更加理性的態度,將自己的結論建立在對轉基因利弊的合理評估基礎上。(編輯: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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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于2015-05-24, 本文版權屬于果殼網(guokr.com),禁止轉載。如有需要,請聯系果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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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鶴鵬

      科學評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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